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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!“中国通”傅高义逝世,享年90岁,研究中国长达一甲子,对广东特别有感情
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日期:2020/12/23浏览:83

  导读:朝日新闻消息称,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,享年90岁。

  来   源丨南方+、南方日报、人民日报、中国新闻网、公开信息等

  傅高义资料图

  据南方+报道,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称,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,享年90岁。

  日本《朝日新闻》12月21日报道,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(Ezra Vogel)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,享年90岁。

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澎湃新闻表示,他收到了戴维斯发来的邮件,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。

  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·戴维斯(Christina Davis)对《朝日新闻》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。戴维斯称,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,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。

  美国智库“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”东亚项目主任史文(Michael D. Swaine)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傅高义的死讯。

  傅高义研究中国已长达一甲子

  傅高义,1930年7月生,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、社会学家、汉学研究学者,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。他精通中文和日文,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。

  傅高义资料图

  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,傅高义接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的建议,开始研究中国,从此与中国结缘。“中国是个人口大国,历史悠久,相信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国家,应该多了解。”在傅高义看来。

  “我到中国有30多次,其间经常到广东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我就走过深圳、珠海和汕头,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。”傅高义说。

  傅高义研究中国已经长达一甲子。

  这位中国的老朋友,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演变,他先后撰写了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先行一步:改革中的广东》、《共产主义下的广州: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(1949—1968)》等著作,被称为“中国先生”。

  傅高义曾在广东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。他曾告诉记者:“广东是中国的“南风窗”,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,也是我最熟悉、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。在广东我有很多老朋友,我也很喜欢吃潮州菜、广州菜。”

  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,他说,“自己的中文名字是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。Vogel是个德国姓——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,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‘fugao’。”他解释说,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,取其谐音,又选了“义”字,“我知道在中文里,‘义’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,这正是我想追求的”。

  人如其名,言行如一。

  生前,傅高义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动向,还联合其他专家学者等发出公开信和声明,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。

  今年12月1日,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晚间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,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,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、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。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。傅高义还表示,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,公平地对待中国。

  傅高义:美国与中国未来应努力展开合作

  去年7月,百余名美国前政要、专家学者以“中国不是敌人”为题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公开信强调,视中国为敌人并试图与中国“脱钩”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,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。傅高义是该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。

  傅高义表示,目前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,双方企业之间也深度交融,“美中联系紧密,难以人为分开”。

  在傅高义看来,未来美中两国仍应努力展开合作。他分析指出,双方都应重视履行自身的政策承诺。从短期看,在各类敏感问题上,双方应加强沟通、避免冲突。美中在经贸、科技、安全、价值观等领域存在分歧,这些需要双方努力加以管控。此外,新冠肺炎疫情应对、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,也都需要美中合作。“事实上,美中两国医疗领域已经在开展合作,双方政府应继续支持这样的合作。”傅高义强调。

  傅高义:中国市场很大

  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来中国

  “中国的市场太大了,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来到这里。”

  11月26日,傅高义在线上参加在京举行的第十八届《财经》(博客,微博)论坛时如是说。

  傅高义认为,在商业合作领域,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,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,只要遵守当地规则,那么便应该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。

  他进一步称,中国正在鼓励企业加强创新,中国企业也在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技术,同时由于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打压,中国国内有很多声音呼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。

  对此,傅高义建议美中双方都应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,美中企业要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,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。

  傅高义: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

  今年8月,傅高义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,讲述了他对于经济特区发展的观察与看法。

  我们一起来回顾:

  傅高义 资料图

  2020年是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。

  走遍了深圳、珠海和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傅高义,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,40年来,中国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

  “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。没有改革开放,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;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,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。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,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。”

  在新的时代,经济特区如何“特”下去?

  傅高义给出的建议是:继续发扬敢为人先、勇于探索的精神,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。

  谈经历丨“没想到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”

  记者:您到过广东三个经济特区,这是一个怎样的经历?

  傅高义:迄今为止我到中国大概有30多次,期间经常到广东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我就走过深圳、珠海和汕头,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。

 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73年,那是在尼克松访华后、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背景下。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的一员,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,去了广州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、北京等地方,主要对恢复交流和开展科学合作等进行了讨论。

  那时交通非常不便,我们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,差不多要一天时间。中途我们在深圳休息吃午饭,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县城,很落后。广州的情况好很多,但路上还有马车和拖拉机。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已经有所了解,因此对眼前所见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。

  后来之所以能深入走访几个特区,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另一次交流活动。当时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姐妹关系,我随州长一起到访广东,有领导邀请我写一本对外介绍广东的书。1987年,我应邀到广东,足足待了7个月。为了保持客观性,我自费跑了广东70多个县,也走了深圳、珠海和汕头,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。当时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有这样的机会,我感到更有责任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,于是在1989年写成了《先行一步:改革中的广东》。

  看特区丨深圳发展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

  记者:您如何评价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?

  傅高义:40年来,深圳、珠海、汕头等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深圳可谓独一无二,短短40年就从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崛起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,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发展得这么快。从一开始,深圳在四个经济特区中就格外耀眼,它的面积最大,受重视程度也不一样。由于深圳靠近香港,更能感受到香港经济增长的刺激。对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,深圳实际上成了经济特区的同义词。

  中央对深圳的大力支持;深圳与香港密切合作,并有效借鉴香港现代化的经验,开展城市建设、引入加工制造业、发展出口贸易等;广东、深圳有一批敢闯敢试的干部,同时集聚了全国大量人才,包括大学毕业生、工程兵等,这些都是深圳成功的主要原因。

  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,但各有各的特色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,因为它们的区位、资源和条件不一样。

  记者: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,经济特区发挥了哪些作用?

  傅高义:没有改革开放,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;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,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。

  经济特区不仅要开放市场,而且要尝试新的体制机制,是试验田和窗口。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怕市场经济,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,有很多争议。中国对外开放没有经验,选择离北京较远、有海外资源的沿海小区域进行试验,风险相对可控,成功了可以在国内推广,失败了影响不大。结果非常成功。这个过程当中,一些干部敢于担当,顶着质疑和批评,探索了很多新的做法,贡献很大。

  中国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,其经验做法也推广到了中国各地。这充分说明了,在社会主义条件下,通过改革开放,同样可以较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,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。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,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。

  论中美丨不能不合作,要想办法合作

  记者:在您的研究中,中国、广东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。

  傅高义: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,并没有多少人看好中国,也很少人研究中国。我是学社会学的,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,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中国,说做得不错可以留在哈佛教书。我接受了他的提议,从此与中国结缘。中国是个人口大国,历史悠久,相信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国家,应该多了解。

  那个年代,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。中国大陆还没开放,要想研究中国,一般会去两个地方,一个是香港,另一个是台湾。我选择了离大陆更近的香港,我认为在香港了解到的信息会相对客观,而且当时不少人从内地去到香港,便于采访。

  我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,但很难搜集到详细的地方资料,除了广东。因此我决定专门研究广东。我在香港待了一年,阅读《南方日报》等中文报纸,同时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。1964年我回到哈佛,开始写书,在1969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——《共产主义下的广州: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(1949—1968)》。

  我研究中国,当然希望跟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,希望中国开放,希望可以到中国认识朋友,互相交流学习。

  广东是中国的“南风窗”,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,也是我最熟悉、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。在广东我有很多老朋友,我也很喜欢吃潮州菜、广州菜。

  记者:您曾联合其他专家学者发表了题为《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》的公开信,以及抗击疫情的声明,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。

  傅高义:华盛顿的一些人提出所谓的“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”。实际上,我们参与写公开信的人都知道,自建交以来,中美两国的接触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,对中国、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。

  目前中美关系确实十分紧张,但我觉得没有达到新冷战的地步,仍然有很多联系,并不像没有建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接触。

  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,全球化是大势所趋。民族主义、孤立主义,不适合世界发展的要求。中美不能不合作,当然现在的确不容易,有很多困难,但还是要想办法合作。中国有许多人希望合作,包括知识分子、商人、华侨、留学生等,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换意见,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美国政府现在比较极端,希望他们能更多接受专家的建议。希望两个国家能通过协商,管控矛盾、保持友好。

  话未来丨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特区支撑

  记者: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,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再出发?经济特区如何“特”下去?

  傅高义: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,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我觉得首先要持续打造国际化、法治化、市场化的营商环境,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,进一步实现公平竞争、内外一视同仁,从而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联系,对接全球优质资源。其次,有必要继续加大力度尊重、保护知识产权,提升科技创新水平。

  与40年前相比,深圳、珠海、汕头等经济特区已经不再那么特殊,可以说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。那么新的使命是什么?面对国际上逆全球化、民族主义、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,经济特区在全球经贸、产业、技术和文化等交流合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扎实基础,应该发扬敢为人先、勇于探索的精神,想办法找机会,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,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。

  本期编辑 刘巷

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:21世纪经济报道。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和讯网立场。投资者据此操作,风险请自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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