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朝日新闻消息称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，享年9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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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傅高义资料图

　　据南方+报道，朝日新闻刚刚消息称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去世，享年90岁。

　　日本《朝日新闻》12月21日报道，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（Ezra Vogel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，享年90岁。

　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澎湃新闻表示，他收到了戴维斯发来的邮件，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。

　　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·戴维斯（Christina Davis）对《朝日新闻》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。戴维斯称，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，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。

　　美国智库“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”东亚项目主任史文（Michael D. Swaine）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傅高义的死讯。

　　傅高义研究中国已长达一甲子

　　傅高义，1930年7月生，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、社会学家、汉学研究学者，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。他精通中文和日文，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。

　　傅高义资料图

　　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，傅高义接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的建议，开始研究中国，从此与中国结缘。“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历史悠久，相信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国家，应该多了解。”在傅高义看来。

　　“我到中国有30多次，其间经常到广东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就走过深圳、珠海和汕头，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。”傅高义说。

　　傅高义研究中国已经长达一甲子。

　　这位中国的老朋友，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演变，他先后撰写了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、《共产主义下的广州：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(1949—1968)》等著作，被称为“中国先生”。

　　傅高义曾在广东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。他曾告诉记者：“广东是中国的“南风窗”，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，也是我最熟悉、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。在广东我有很多老朋友，我也很喜欢吃潮州菜、广州菜。”

　　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，他说，“自己的中文名字是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。Vogel是个德国姓——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，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‘fugao’。”他解释说，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，取其谐音，又选了“义”字，“我知道在中文里，‘义’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这正是我想追求的”。

　　人如其名，言行如一。

　　生前，傅高义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动向，还联合其他专家学者等发出公开信和声明，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。

　　今年12月1日，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晚间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，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、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。与会的中俄专家也持同样观点。傅高义还表示，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，公平地对待中国。

　　傅高义：美国与中国未来应努力展开合作

　　去年7月，百余名美国前政要、专家学者以“中国不是敌人”为题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公开信强调，视中国为敌人并试图与中国“脱钩”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，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。傅高义是该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。

　　傅高义表示，目前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，双方企业之间也深度交融，“美中联系紧密，难以人为分开”。

　　在傅高义看来，未来美中两国仍应努力展开合作。他分析指出，双方都应重视履行自身的政策承诺。从短期看，在各类敏感问题上，双方应加强沟通、避免冲突。美中在经贸、科技、安全、价值观等领域存在分歧，这些需要双方努力加以管控。此外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、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，也都需要美中合作。“事实上，美中两国医疗领域已经在开展合作，双方政府应继续支持这样的合作。”傅高义强调。

　　傅高义：中国市场很大

　　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来中国

　　“中国的市场太大了，全世界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来到这里。”

　　11月26日，傅高义在线上参加在京举行的第十八届《财经》(博客,微博)论坛时如是说。

　　傅高义认为，在商业合作领域，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，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，只要遵守当地规则，那么便应该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。

　　他进一步称，中国正在鼓励企业加强创新，中国企业也在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技术，同时由于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打压，中国国内有很多声音呼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。

　　对此，傅高义建议美中双方都应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，美中企业要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，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。

　　傅高义：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

　　今年8月，傅高义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，讲述了他对于经济特区发展的观察与看法。

　　我们一起来回顾：

　　傅高义 资料图

　　2020年是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。

　　走遍了深圳、珠海和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傅高义，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，40年来，中国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

　　“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。没有改革开放，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；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，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。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，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。”

　　在新的时代，经济特区如何“特”下去？

　　傅高义给出的建议是：继续发扬敢为人先、勇于探索的精神，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。

　　谈经历丨“没想到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”

　　记者：您到过广东三个经济特区，这是一个怎样的经历？

　　傅高义：迄今为止我到中国大概有30多次，期间经常到广东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就走过深圳、珠海和汕头，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。

　　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73年，那是在尼克松访华后、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背景下。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的一员，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，去了广州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、北京等地方，主要对恢复交流和开展科学合作等进行了讨论。

　　那时交通非常不便，我们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，差不多要一天时间。中途我们在深圳休息吃午饭，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县城，很落后。广州的情况好很多，但路上还有马车和拖拉机。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已经有所了解，因此对眼前所见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。

　　后来之所以能深入走访几个特区，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另一次交流活动。当时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姐妹关系，我随州长一起到访广东，有领导邀请我写一本对外介绍广东的书。1987年，我应邀到广东，足足待了7个月。为了保持客观性，我自费跑了广东70多个县，也走了深圳、珠海和汕头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。当时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感到更有责任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，于是在1989年写成了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。

　　看特区丨深圳发展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

　　记者：您如何评价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？

　　傅高义：40年来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等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深圳可谓独一无二，短短40年就从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崛起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，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发展得这么快。从一开始，深圳在四个经济特区中就格外耀眼，它的面积最大，受重视程度也不一样。由于深圳靠近香港，更能感受到香港经济增长的刺激。对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，深圳实际上成了经济特区的同义词。

　　中央对深圳的大力支持；深圳与香港密切合作，并有效借鉴香港现代化的经验，开展城市建设、引入加工制造业、发展出口贸易等；广东、深圳有一批敢闯敢试的干部，同时集聚了全国大量人才，包括大学毕业生、工程兵等，这些都是深圳成功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，但各有各的特色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它们的区位、资源和条件不一样。

　　记者：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，经济特区发挥了哪些作用？

　　傅高义：没有改革开放，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；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，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。

　　经济特区不仅要开放市场，而且要尝试新的体制机制，是试验田和窗口。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怕市场经济，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，有很多争议。中国对外开放没有经验，选择离北京较远、有海外资源的沿海小区域进行试验，风险相对可控，成功了可以在国内推广，失败了影响不大。结果非常成功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些干部敢于担当，顶着质疑和批评，探索了很多新的做法，贡献很大。

　　中国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，其经验做法也推广到了中国各地。这充分说明了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通过改革开放，同样可以较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。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，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。

　　论中美丨不能不合作，要想办法合作

　　记者：在您的研究中，中国、广东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。

　　傅高义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，并没有多少人看好中国，也很少人研究中国。我是学社会学的，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中国，说做得不错可以留在哈佛教书。我接受了他的提议，从此与中国结缘。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历史悠久，相信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国家，应该多了解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。中国大陆还没开放，要想研究中国，一般会去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香港，另一个是台湾。我选择了离大陆更近的香港，我认为在香港了解到的信息会相对客观，而且当时不少人从内地去到香港，便于采访。

　　我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，但很难搜集到详细的地方资料，除了广东。因此我决定专门研究广东。我在香港待了一年，阅读《南方日报》等中文报纸，同时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。1964年我回到哈佛，开始写书，在1969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——《共产主义下的广州：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(1949—1968)》。

　　我研究中国，当然希望跟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，希望中国开放，希望可以到中国认识朋友，互相交流学习。

　　广东是中国的“南风窗”，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，也是我最熟悉、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。在广东我有很多老朋友，我也很喜欢吃潮州菜、广州菜。

　　记者：您曾联合其他专家学者发表了题为《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》的公开信，以及抗击疫情的声明，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。

　　傅高义：华盛顿的一些人提出所谓的“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”。实际上，我们参与写公开信的人都知道，自建交以来，中美两国的接触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，对中国、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。

　　目前中美关系确实十分紧张，但我觉得没有达到新冷战的地步，仍然有很多联系，并不像没有建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接触。

　　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。民族主义、孤立主义，不适合世界发展的要求。中美不能不合作，当然现在的确不容易，有很多困难，但还是要想办法合作。中国有许多人希望合作，包括知识分子、商人、华侨、留学生等，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换意见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美国政府现在比较极端，希望他们能更多接受专家的建议。希望两个国家能通过协商，管控矛盾、保持友好。

　　话未来丨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特区支撑

　　记者：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，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再出发？经济特区如何“特”下去？

　　傅高义：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我觉得首先要持续打造国际化、法治化、市场化的营商环境，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，进一步实现公平竞争、内外一视同仁，从而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联系，对接全球优质资源。其次，有必要继续加大力度尊重、保护知识产权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。

　　与40年前相比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等经济特区已经不再那么特殊，可以说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。那么新的使命是什么？面对国际上逆全球化、民族主义、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，经济特区在全球经贸、产业、技术和文化等交流合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扎实基础，应该发扬敢为人先、勇于探索的精神，想办法找机会，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，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。

　　本期编辑 刘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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